公管赠书 | 《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
《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
作者：杨开峰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09-01
01作者简介
杨开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公共绩效与管理评论》（SSCI来源刊）和《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主编，以及《公共行政评论》《国际公共管理杂志》《公共人事管理》《公共管理与社会政策杂志》等国际公共管理领域的知名期刊（均为SSCI来源刊）编委。长期从事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主要研究专长为国家治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公共组织等。著有《统筹施策——疫情之后的公共卫生之治》等中文著作，及《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手册》《基于实践的绩效评估国际手册》等英文著作多部。
本书作者团队（按姓名拼音排序）：
何艳玲，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胡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
李文钊，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首都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刘鹏，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MPA教育中心主任。
孙柏瑛，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院党委书记。
孙玉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王宏伟，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王虎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医改研究中心主任。
魏娜，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人民大学地方政府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许光建，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导。
杨宏山，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
杨开峰，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全国公共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叶裕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张占录，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
张璋，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政府改革和创新、政府绩效管理、政策工具。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开启“中国之治”新境界的钥匙。
如何认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刚性、制度韧性与制度包容性的有机统一？如何将党和政府组织及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有机地整合起来，形成一核多元、协商共治的治理格局？如何将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如何在国家治理各领域和各层面的工作中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
围绕上述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15位学者在《中国之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五讲》一书中给出了他们的思考和回答。
本书从公共管理、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角度，选取制度建设、行政体制、经济治理、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应急管理、生态文明、治理工具等国家治理的多个重要切面进行剖析，提出了诸多新思想和新理念。
What are the features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erms of its institutional design? How does China organically integrate the Party, government agencies and diverse stakeholders such as market entitie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to form the governance pattern of “pluralism under one core” and consultative co-governance? How does it fulfill the people-centered idea in all fields and at all levels of national governance? Focusing on those issues, this book analyzes a number of important aspects of China’s national governance,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dministrative system, economic governance, social welfare, social governance, emergency manage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and governance tools. Adopting perspectives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political science, econom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is book puts forward many new ideas and concepts. It is a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03目录
第一章 把制度建设放在国家治理更突出位置 杨开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第一次全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制度密码，第一次完整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治理效能，把制度建设放在国家治理更突出的位置。
一、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
二、制度建设的总体逻辑
三、制度建设的发展逻辑
四、制度建设的组织逻辑
五、制度建设的评价逻辑
六、制度建设的构成逻辑
七、制度建设的运行逻辑
八、制度建设的行为逻辑
九、制度建设的改革逻辑
第二章 “一体四化”的中国特色行政体制建设 刘鹏
新时代行政体制建设应以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为中心，以推进行政体系一体化、简约化、效能化和分权化为四维支撑，从而建设高效、法治、透明、廉洁的中国之治体系，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行政基础。
一、一体：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二、行政组织一体化
三、行政流程简约化
四、行政方式效能化
五、行政关系分权化
尽管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还有很多其他标准，如科学、规范、系统、完备、高效等，但人民满意是对政府工作评估的首要标准。人民是否满意、人民是否有获得感、人民是否有安全感，应该成为政府各项工作最终的检验准则。
一、职责明确是政府治理的前提
二、行政体制和行政组织是政府治理的主体
三、依法行政是政府治理的内在要求
四、人民满意是政府治理的目标
第四章 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问题 许光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三大制度相结合的基本经济制度，这是我国经济领域最基础的制度，必须坚持好、完善好这一基本制度。
一、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论述
二、夯实国家经济治理体系基础
三、提高国家经济治理能力
四、参与国际经济治理体系建设
五、提高民生保障水平
第五章 中国之治背景下的财政体制改革 孙玉栋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这一提法在真正意义上把中央与地方的政府间关系以法制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一、“站起来”时期的财政体制
二、“富起来”时期的财政体制
三、“强起来”时期的财政体制
第六章 创新特大城市治理，推进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 叶裕民
统筹城乡发展的核心内容是新型城市化，基本特征是系统有序推进，最大贡献是对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探索，最重要结果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形成城乡居民同城同权、共创共享新型发展格局。
一、统筹城乡民生保障制度是我国推进以人民为中心新型城镇化的基础工程
二、尊重特大城市规模调控规律，创新特大城市治理模式
三、以可支付住房供给为突破口，建构特大城市非户籍人口民生保障体系
第七章 中国社会保障治理改革 胡宏伟
“应保尽保”兼有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的双重特点：它既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重要路径，即通过覆盖惠及更多人群、保障更高的待遇水平来提升国民生活福祉；同时也是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目标，实现人群全面覆盖、保障需求全面满足，本身就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理想情景和根本目标。
一、“应保尽保”原则的治理意涵解析
二、“应保尽保”治理目标的挑战分析
三、“应保尽保”与基本医保治理改革重点方向
第八章 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健康中国建设 王虎峰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应坚持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完善国民健康政策，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公平可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这里的“公平可及”是卫生健康工作的价值观，而“系统连续”则是健康服务的具体实施标准，二者一个是理念上的，一个是实践管理上的，互为表里，密不可分。
一、中国特色民生体系及健康中国建设战略的重要地位
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健康中国的最新精神
三、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导健康治理
第九章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社会治理的中国方案 孙柏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建立并不断强化了“一核多元”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政党、政府组织通过资源、组织、管理下沉的方式嵌入社会网络之中，构筑了政党领导、政府负责、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治理的制度体系，共同治理社会领域的公共问题，这一体制可表述为颇具中国特色的“整合式共治”社会治理模式。
一、治理目标：社会治理中国之治的愿景
二、治理场景：我国社会治理的问题回应
三、理论反思：超越“二元对立”的我国社会治理观念
四、整合式共治：我国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走向和路径
第十章 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魏娜
社会治理要求主体多元化：有能力的政府、健康的市场、发育良好的社会组织。三者在社会治理中各有特点和优势，三方共同发挥作用是良好社会治理的基础。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要秉持“和而不同”理念，要充分尊重各个主体的差异性和诉求的多样性，构建“倾听—协商—行动”的治理机制。
一、“社会治理共同体”内涵的界定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三、激发社会活力，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思路
第十一章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需求及行动路径 杨宏山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既要总结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通过自上而下的途径推进制度建设，也要扩大地方自主权，支持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政策创新，总结各地在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及时将可复制的地方经验纳入国家政策体系中。
一、城乡社会治理面临的挑战
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需求
三、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路径
第十二章 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的方法论探索 何艳玲
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在城市的具体表现，是将城市空间变成人本空间。城市发展不再无序地扩张和蔓延，城市治理者必须统筹城市与其他要素的关系，使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城市设计成为“场所营造的艺术”。
一、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二、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的基本方法论
三、指向市域社会善治的下一步行动
第十三章 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应急管理体制 王宏伟
在重大突发事件应对的过程中，政府、军队、企业、社会组织、志愿者等多元力量短时间内在事故灾害现场汇集，彼此之间互不隶属,合作困难。统一指挥可以让应急管理活动相互协调，避免“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防止无序与混乱，进而提高应急管理的效率。
一、新时代的应急管理改革
二、应急管理体制变化的原因
三、中国特色应急管理新体制
第十四章 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张占录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思想观念、理念的深刻革命，也是一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过程。相对其他领域，更需要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
一、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
二、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三、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
四、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五、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六、“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
第十五章 中国之治的工具基础 张璋
制度优势仅仅为国家治理的高效能提供了一个前提，能否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执行。制度—执行—成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运作链条。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执行上的高效性均是中国之治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
一、治理工具：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
二、中国式治理：中国之治的工具特色
三、中国式治理背后的制度优势
04《中国之治的工具基础》节选
“经国序民,正其制度。”制度在国家治理上的重要性现在已形成共识,毋庸赘言。
制度能通过设置一定的激励约束空间，影响着人们的选择偏好并最终影响着社会状况。邓小平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当然，制度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让坏人止恶、好人为善，更理想的制度是能让坏人和好人都能为善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制度在理论上的这种重要作用并不能自动实现。制度再好，不能有效执行，也只是空摆设。换言之，制度优势仅仅为国家治理的高效能提供了一个前提：能否将这种优势转化为治理的高效能,取决于制度的有效执行。制度—执行—成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家治理体系运作链条。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和执行上的高效性均是中国之治的前提，二者缺一不可。本文将着重在这方面进行探讨，从国家治理工具的层面,看看中国国家治理是如何进行的，来揭示中国之治的行动基础。我们将会发现,中国之治的实现,确实与高效的制度执行有关；而高效的制度执行,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由制度本身的优越性决定的。
一、治理工具：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关键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项制度是否优越，主要看其能否被有效执行，看有效执行后能否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这本是一个朴素的道理，然而在经济学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学界更钟情于对制度的类型学研究，并争论所划分的各种制度的优劣。这些争论，最早集中于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而后扩展到更为一般的政府机制与市场机制，以及更为具体的福利主义和自由主义。
长期以来，认同社会主义制度、政府机制和福利主义的一方，与鼓吹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和自由主义的一方，两派观点相互角力、此消彼长，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自由主义者相信，只要坚守最小政府原则，采取不干预主义，让市场机制发挥最大作用，经济和社会就一定能发展得更好。经济学界的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他学科(如公共行政学)，并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最近30多年在全球流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采取的就是这种“远政府,亲市场”的策略。
学界对制度执行的忽视，其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学术研究领域，而对实践产生了消极的后果。实际上，国家职能和作用的范围大一些还是小一些，或者说究竟是市场更多一些还是政府更多一些，在理论上并未形成定论，在实践中各个国家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国家的制度执行力弱了，其经济和社会就很难健康快速发展。无论是那些市场机制占主导地位、国家职能范围较窄的国家(如塞拉利昂)，还是政府机制作用增大、国家职能范围更大的国家(如巴西)，都是如此。
与这些制度执行力较弱的“弱国家”相比,中国显然是一个“强国家”。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力领导，中国社会资源的组织、动员和控制能力都十分强大。正是如此，中国政府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都能顺利甚至超额实现。也正是这个原因，让中国能在与巴西、阿根廷、印度等这些在20世纪中叶发展基础类似甚至更好的国家的竞赛中脱颖而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国家治理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得益于其治理工具的有效性。这些工具，并不仅仅体现在发展规划上，而是广泛地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所谓治理工具，有时也被称为政策工具，指的是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者说是权威当局为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目标所采取的行动方式。当社会出现一个问题(如大气污染、草原退化、假货盛行、就医困难)，或者国家想实现一个目标(如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充分就业)，国家就需要设定一定的规则体系，并用一整套的办法来实施这个规则体系。这个规则体系，就是前面所说的制度；而实施规则的整套办法，就是我们所说的治理工具。
治理工具涉及制度的实际执行方式。其科学合理与否，直接影响到制度宗旨和目标能否实现。例如，现代国家都将反贫困作为自己的职能目标，但并不是任何现代国家都能实现这个目标。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用何种治理工具，即以何种方式来反贫困。同理，充分就业是现代国家面临的共同任务，但不同国家促进就业的治理工具不同，其治理目标的实现程度就不同。
治理工具是一个包含着很多层次和内容的复杂体系。前面所提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就是一个治理工具。通过发展规划，国家不仅可以集中公共部门的资源，也为市场和社会提供一个发展愿景，从而引导社会和市场资源的集中，发挥资源的聚集效应。除了规划，权威当局还可以利用强制、补贴、税收、宣传等一系列工具调节人们的行为，导引社会资源的流向。
有些学者试图开发出一系列概念框架，帮助我们理解治理工具的复杂类型和体系。总结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根据权威当局资源耗费的大小和强制性的程度，将治理工具分为组织工具、强制工具、经济工具、信息工具和其他(市场、社会和自我服务)工具等五大类型，每一类型又包含若干层次和内容的小类。有了这些类型的知识，我们就有了一个治理工具的选择清单。按照这个清单，当面对一个社会问题时，我们既可以组建公共部门直接来处理，也可以采用强制手段迫使个人或企业来处理，可以通过经济诱导或信息宣传的方式引导个人或企业采取行动，还可以直接利用市场机制和社会自愿机制来解决问题，或者综合使用这些工具。
二、中国式治理：中国之治的工具特色
中国古代受儒家、法家和道家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在国家治理上形成了道德教化与法制规范互补结合、积极干预和自然无为轮番运用的治理特色。
正是这些工具的运用，使得中国封建制度长期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生命力维持200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家治理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古代国家治理的某些传统，一方面又吸收和借鉴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治理经验，同时也创造了很多新型治理工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积极建构和利用组织工具
国家治理虽然属于专业领域，为权威当局所执掌，然而毕竟涉及全民之公益，需要全民的共同努力。组织工具涉及的就是如何将全民组织起来，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
在此方面，古代中国一方面发展和制度化了官员选录制度，尽可能将社会最拔尖的精英人才选拔到官员队伍中来；另一方面也尽量发动民间精英，充分利用家族、士绅和行会等社会力量来辅助国家治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运用政党机制和干部机制，打造了一支强大的精英队伍。他们散布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领域，成为国家治理的领导者、发动者、组织者和示范者。正是有了这支强大的精英队伍，才有了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不仅如此，计划经济时期，中国政府还在党的领导之下，建立了以人民公社和单位为基础的全覆盖的公有制组织体系，将所有人都组织进公有体制之中，这样极大地减少了政府管理的对象。同时，由于大部分职责由公社和单位承担，政府往往不必亲自进行管理。这种组织工具的运用成本甚小，但是它极大地压缩了市场和社会组织的生存空间，影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在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在城市实行了经济改革，让农民和市民成为社会主体，让党委和政府回归政权组织，政府及其附属公有组织所能控制的成员数量和控制力度，即组织工具的力度，大为降低。
改革开放后，为了有效应对时代发展带来的新的治理问题，党和政府努力加强组织工具的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提升治理组织体系效力
新中国成立后，在解放区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学习和借鉴苏联的党政体制，根据国家实际需要建立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党政机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对党和国家机构进行较大规模的改革，特别是2018年至2019年进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较大规模地调整了部分党的职能部门和政府机构之间的关系，充实了党的部门机构的权限，整合了较为分散的政府职责，完善了市场执法体制，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向地方和基层下放了部分权力。这些改革较好地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良好的国家治理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障。
2.大力发展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夯实国家治理基础
中国国家政权体系，除了中央机关、省市县乡等地方机关外，还包括村居层级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20世纪80年代,在原有大队一级组织的基础上，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村一级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此后，在城市基层也建立了居民委员会。截至2018年，全国共有村委会 54.2万个、居委会10.8万个，覆盖全国所有的国土和人群。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制度，对于村居层面的非政府性公共事务，以民主协商的方式共同管理，有力地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化解了基层的矛盾，促进了村居经济和基层公共服务的发展。
同时，立足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国家系统开展了社区建设。先后将重要的民政服务、居民生活服务以及部分政府服务下沉到社区，建设社区服务体系，使社区成为人民幸福生活的家园；大力推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健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中党的领导，推进社区协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完善政府服务，实现网格化管理，推动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政府工作的有效衔接；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所有这些将国家治理的制度落到实处，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3.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中介作用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组织定位不清，仅仅被视为辅助性行业，在登记管理上实行了较高的标准和严格的程序。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
2017年实施的《民法总则》将三大类型的社会组织与事业单位一起归入非营利法人类别，社会组织的法律身份和治理主体地位受到法治保障。党的十九大报告将社会组织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为社会组织在新时代全方位参与国家建设提供了政治保证。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社会组织纳入改革议程。在国家的扶持下，中国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以前囊括在一般事业单位或人民团体、社会团体中的慈善组织，一些政府机构改革后变成的行业组织，以及大量民间出现的志愿组织、中介组织，一起形成社会组织空前繁荣的局面。
根据民政部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 81.7万个，其中社会团体33.6万个，基金会7000多个，民办非企业单位44.4万个；捐赠收入达 919.7亿元，共吸纳社会各类就业人员980.4万名。这些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市场和政府的不足，在为生产生活服务、倡导政策议程、为少数群体提供服务、参与社会重大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增加社会慈善供给、进行民间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力量。
（二）善于利用知识、价值等信息工具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精神因素的作用,将其作为领导、团结和鼓励群众的重要手段。
1.理论指导
党和政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治理中的指导作用，无论在某项具体的政策活动中，还是在人们日常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都将理论的宣传和学习放在首位。这些理论总结了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的规律，指明了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势，明确了国家治理的方向和内容。通过理论的宣传和学习，人们凝聚了共识，增强了信心，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得以不断夯实，政策执行效率得以不断提高，为具体政策的论证提供了帮助。
2.思想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很快就建立了一整套国民教育体系，建立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度。除了国民教育外，中国政府尤其重视对青少年政治素质的培养，在国民教育系统中建立了专门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并将包括政治素质在内的“德”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良好的国民教育体系极大提升了中国的人口素质，增强了人们工作生活的积极主动性；而运行良好的政治思想教育体系，则直接为学生政治意识的培养提供了有效渠道。
3.树立榜样
榜样示范是改革开放前典型的政府信息治理工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各行各业中树立各式各样的榜样，为人们的学习和进步提供具体生动的范例，引导和激励人民群众不断向政府倡导的行为规范靠拢。与榜样相配套的是，政府建立了多种多样的表彰制度，让更多的人进入先进榜样的行列，发挥对普通人的激励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新的时代和环境变化的需要，中国政府在坚持上述信息治理工具的同时，开发和创新了大量新型信息治理工具。比如：建立健全榜样示范工具，整合和规范了国家荣誉制度；重视公共知识对社会的引导作用，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认证制度，实施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大力推广非强制性认证；大力开展政务信息公开，在加强社会对党和政府机构的监督的同时，提高公众满意度。
（三）积极发展运用现代管制工具
管制是政府的常见工具，其典型特征是强制性。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手段主要用于统治领域，针对的是政治上的敌人(包括罪犯)。而这里所言的管制工具，主要指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政府在经济领域实施的强力手段。
70年代末，为了发展商品经济，维持市场秩序，国家设立市场监管机构。同时，计划经济时期就从事经济管理的一些部门，也在各自职责范围内从事行业监管(如准入资格、行业标准)；一些综合性管理部门，则按照机构职责从事相关管理(如价格)。
90年代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加快了行政改革，在取消大量行业经济管理部门的同时加强了经济管制：打破电信、煤炭、交通、电力、水利、铁路等行业的垄断经营，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同时加强标准、准入资格、价格、质量等管制工具的运用；在金融、证券、期货、保险、能源、民航、互联网等行业建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实施有针对性的管制；强化了跨行业的一般监管；强化了价格、反垄断、广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监管。
2000年后，国家在强化经济监管的同时，大力强化了社会管制，建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机制，强化了对产品的质量管制，加强了对生产安全的监控，提高了对经济活动违反管制行为的司法打击力度。
除了管制外，为了规范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行为，中国政府一直积极推进法制化建设。80年代后，一大批有关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出台，为规范政府行为、保护市场制度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依法行政的推进，以及一大批行政法律法规(如《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的推行，为政府行为的规范化提供了基本依据。改革开放的发展，为中国法律体系增添了更多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政府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如行政裁决的程序化、行政执法的专业化、行政部门和人员的责任追究制度等，也为政府法治化提供了保障和动力。
（四）大力开发和灵活运用经济激励工具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运用了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工具。
1.市场工具
市场机制的最大优点，在于其竞争机制能消除垄断带来的低效。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不仅大力发展市场经济，而且在国家治理领域也积极运用市场机制,提升治理效能。
其主要策略包括：第一，打破对公共服务的垄断，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政府有序推进公共事业体制改革，积极放开城市水电热气等基本服务行业，打破城市教育、卫生、交通、文化娱乐等领域的公共垄断，促进事业单位组织之间的有效竞争。第二，创新服务供给和生产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工程建设领域广泛采用政府采购制度，推动公共事业服务主体的多元化。在公共服务中，采用特许、合同外包、行政契约和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将以前由公共组织承担的服务职责交由企业和社会组织实施。第三，模拟市场，积极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对于那些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没有外部市场)或因特定需要而无法引入市场化机制的公共服务行业领域，政府有时以碎片化的方式，将某些领域的垄断组织分成若干个功能相近的小组织，有时以组织复制的方式，在同一领域新建若干同类型的小组织(如在同一条街道建立多条公交线路，在同一个城市建立两套急救服务)，让这些小组织相互竞争，以实现竞争择优、不断提升治理效能的目标。
2.产权和产权交易工具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国家对单一的公有制进行了改革，所有制呈现多元化发展：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对土地等生产资料的经营权、使用权和收益权；在城市，探索企业承包经营制；同时，允许外国私营企业在中国的存在和发展，允许和鼓励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发展。80年代后，深化企业产权体制改革，建立平台支持和鼓励企业产权交易；大力发展集体(乡镇)产权组织;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推进森林、草原、土地、滩涂产权制度改革。90年代后至今，积极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大力推进和深化推进金融、住房、土地、知识著作、发明专利、矿产资源等产权制度改革，在传统的公有制领域(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自然垄断行业、公共服务等),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
这些产权制度改革，确定和保护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利益，极大程度地调动了各方的积极性。不仅如此，在具体的微观领域，政府还积极利用产权交易手段，引导标的群体的行为。比如，在全国试点排污权交易制度，以控制和减少排污总量；明确城市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出租、抵押，提升土地利用效率；允许探矿权、采矿权在规定的范围内进行转让；探索农村集体土地流转制度，允许通过土地入股来参与生产经营，以增加农民收益；探索扩大林业、草原资源经营权流转，增加林农和牧民的收益等等。
3.财政金融工具
财政的关键环节包括收入和支出，每个环节都包含着一系列的可运用的工具。其中在收入方面，主要有税收、收费和公债；支出方面主要有补助、购买等。
在税费方面，中国政府近年来开发出不同的工具，如制定决策的宏观税收工具(采取不同的税种、税基和税率等)，在不同地区对不同行业企业和个人实施不同的税收优惠或减免(包括减税、免税、起征点、免征额)，对符合条件的企业(活动)实行税收扣除、优惠退税、税额抵免等等，在企业中实行加速折旧、税收递延等，形成了较为系统全面的税收工具筐。
在补助方面，主要形式有财政拨款、财政贴息、财政返还、无偿划拨等，目的包括培育产业、价格补助、生活补助等等。补助政策是传统产业、民族产业、新兴战略产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的主要推进器。比如，在农业领域,2017年中央财政补助政策强农惠农政策项目就达到31项，涉及资金400多亿元。
积极利用政府采购工具，在维护政府运转，刺激社会需求，为经济提供动力的同时，也能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如2016年，中国政府优先采购环保产品规模达到1360亿元，授予中小微企业的采购合同的总采购额为24036.2亿元，有力支持节能环保产业，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在金融工具方面，中国政府除了采用国际通行的货币工具(如信贷规模、存款准备金、利率、再贴现、汇率政策等)外，还直接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窗口指导和下达直接指令。通过间接或直接控制金融组织及其行为，中国政府能够较容易影响金融资源配置，达到调节市场和居民经济行为的目标。在最近20年，世界金融体系遭受几次大的危机，中国金融一直能安然无恙，不能不说与金融工具的科学运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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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阿怡